人民币升值 无忧VS可怕

　　经济增速短期内不会减慢 人民币升值无忧

　　美国中期选举已落下帷幕，共和党在众议院大胜。其实，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谁占上风，在中国事务上，奥巴马腾出手来马上要对付的问题就是人民币汇率，逼人民币升值，惟此惟大。 

　　那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来说利弊如何？近期及远期的影响怎样？我们首先应该搞清中国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通过索罗模型（Solow growth model）来看，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处在一个从低收入状态向高收入稳态转移的过程中，最终将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稳态增长。在20多年快速增长过程中，除了工业内部的产业升级，还伴随着资源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受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这种资源转移的速度决定了中国经济在索罗转移路径上的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的转换为中国经济创造出一个个新的增长点，在近30年时间里，维持了很高的资本报酬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短期内还看不到下降的趋势。

　　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外汇盈余的激增，必然面临升值压力。1985年日本签下“广场协议”，1985-1987年两年之间日元升值了一倍。中国台湾地区在1985-1990年间，新台币也经历了大幅升值。在升值过程中，也都伴随了经济结构调整和资产价格的急剧波动。

　　经过1980年代的急剧升值，日本经济停滞而台湾地区经济继续增长，主要原因是它们处于索罗转移路径的不同阶段。人们往往将日本1990年代的停滞归咎于错误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日本在1990年代的增长停滞是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由追赶模式向自主创新模式的转换出现问题导致的。

　　与东亚其他赶超型国家地区相比，人民币升值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初期的阶段，升值不会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汇率升值导致的外需下降可以被内需增长所弥补，并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当今世界正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强劲，而发达国家复苏乏力，不得不通过减息刺激增长，由此放出的流动性涌入新兴市场国家，推高其资产价格。而当美国加息的时候，流动性又从这些国家流出，造成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这是1990年代东南亚、墨西哥和拉美金融危机的共同根源。

　　对于中国来说，由此可以学习到的经验是：避免跟随美元贬值，同时在汇率快速升值的过程中，避免用总量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而应该以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加强管制严防热钱流入、加息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三管齐下。

　　经济增速何时下滑？中国路途还远

　　在索罗模型中，一个经济体一旦摆脱制度枷锁和停滞状态，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轨道，那么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就是由资本稀缺程度决定的投资报酬率。基于索罗模型的推测，如果一个经济体距离稳态增长路径越远，那么资本回报率越高，投资率和增长率也越高。随着经济向稳态增长路径的收敛，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会逐渐下降。在剔除制度（比如中国1978年以前）和文化因素（比如拉美的停滞）的影响以后，这一预测与世界各国的增长事实是相符的。

　　经济增长速度平滑下降往往发生在接近稳态的时段，无论是东亚的日本、韩国，还是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目前都处于经济增速下滑的轨道，这是与索罗模型预测相符的。

　　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这些国家都在数十年时间里维持了相对均匀的高速增长，而没有出现“阶梯式下滑”的过程。这和索罗模型的预测并不一致。索罗模型还预测，一个封闭经济在转移路径的初期，其投资率接近于1，增长率可能高于100%。而现实中很少出现这种极端情形，这是因为在索罗模型中将各种生产要素做了抽象，生产函数中只包含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

　　生产函数是分析经济增长的逻辑出发点，真实世界中生产函数远比索罗模型的假设要复杂。一个经济的生产能力由其生产方式决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知识和文化、习俗等决定了个人的思想（人力资本），思想又决定了个人的行为（生产力）；制度、法律、文化决定了生产关系。无数人的行为通过生产关系相链接，就形成了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中这些多种要素（包括人力资本、知识、制度、生活方式等等），经过极其复杂的协调过程才能形成生产能力，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多种生产要素的协调和调整成本导致经济从低收入向稳态的转移过程显得很平滑，以至于这个转移过程本身看起来类似于一个稳态增长过程。

　　日本的增速下滑发生在1970年代初期，1973年日本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前沿（美国）的70%；韩国的增速下滑发生在1990年代初期，当时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40%；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增速趋势性下滑发生在2000年以后，1998年其人均GDP约相当于美国的25%左右。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还不到美国的15%，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外推，中国人均GDP至少需要10年时间才能达到美国的20%。这意味着中国还没有进入索罗模型预测的“台阶式下降”阶段，未来几年内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可能性很小。 

　　从近几个月的数据来看，当前工业生产环比增速较低而通胀走高，表明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发生移动。一方面货币流动性推动总需求曲线右移；另一方面“节能减排”和汇率升值导致经济结构调整，使得供给能力出现暂时性下降。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暂时性的“滞涨”现象。这种情形在2008年初也曾经出现过。

　　由于总供给曲线本身发生了移动，因此，依据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关系，来推断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这种方法并不可靠。


　　互联网的蛋糕会越做越大 足以支撑全球经济增长

　　人类在工业革命以前，技术进步并不罕见，但由此导致的收入增长迅即被人口增长所抵消，没有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现象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进程，使人类第一次摆脱低收入陷阱的束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使资本成为历史舞台的主人。得益于18世纪初的工业革命，英格兰成为第一个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国家。

　　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代表了世界前沿的经济水平，其经济增速相对平稳。从索罗模型的框架来看，这些国家处于稳态增长过程，决定其经济增长速度的是由自主创新导致的技术进步速度。而后起国家对领先国家的追赶，可以看作从低收入水平向稳态路径的收敛，我们将这一过程定义为“索罗转移路径”。

　　在索罗转移路径上的经济增速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方面资本稀缺导致高资本回报率和高投资率，引进外来技术的成本低于自主创新的成本，这些使得转移路径上的经济增速高于世界前沿的稳态增速；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伴随着结构的变迁，资源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逐渐转移，信贷约束降低了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制度、观念和文化变迁是渐进的过程，这些使得经济赶超过程中增速没有出现索罗模型预测的“台阶式下降”。

　　随着工业革命的传播，其强大吸力逐渐超越政治、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引入增长轨道。目前全世界90%的国家都处于现代经济增长竞赛的跑道，而那些没有实现快速增长的国家，往往是由政治动荡和制度文化因素导致的。持有这一观点的包括诺斯这样的新制度主义者，也包括Prescott和Acemoglu这样的新古典经济学家。

　　Hansen和Prescott构建了一个模型，阐述一个经济如何突破马尔萨斯陷阱，进入持续增长轨道。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土地导致生产规模报酬递减，人口增长抵消了生产率进步，使得经济处于停滞状态；随着工业革命的传播，工业生产变得有利可图，农业部门的资源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抵消了土地的约束，工业生产的主要投入品（物质和人力资本）能够以恒定的速度累积，这保证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现代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导致收入增长不再被人口增长抵消。一旦人均收入开始增长，家庭面对的约束发生变化，由对子女数量的追求转向子女质量，家庭开始更多投资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伴随物质资本的积累，工业生产中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开始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工业部门的技术持续进步和人口增长速度下降，这些促成了现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工业革命以前，世界各国都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人均收入相差不大。工业革命使得一部分国家先富起来，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拉大。这一差距在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索罗转移路径，其收入水平向世界前沿水平收敛，世界范围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最终将回到工业革命以前的状态。IT技术和互联网的传播将大大加速这一趋同过程。

　　互联网革命虽然不能和工业革命相提并论，但它深刻地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和人类的生活方式，就像蒸汽机、内燃机、电灯、飞机曾经做到的那样，还有那些更早更伟大的发明——指南针、造纸、印刷术、轮子和火药。经济史上这些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曾经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也因此改变了社会结构、组织形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一个重大的技术冲击，IT技术和互联网对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的潜在影响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互联网加快了知识传播的速度，使普通劳动力可以学习到的知识存量大大增加，这使得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收益也相应增加，领先国家（比如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因此加快。

　　互联网时代，科学技术、知识和观念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落后国家的赶超过程也可能因此而加快。这一点决定了未来数十年经济增长的前景会是一片光明，非洲、东南亚以及东欧、拉美等中低收入国家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角。

　　中国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 寻找新经济(310358,基金吧)增长点

　　从农业向工业的转换是经济增长的惊险一跳。从经济结构角度，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农业国的工业化过程，在人均收入提高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在演化。从消费者需求、规模经济和生产技术水平角度，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存在一个由轻工业到重工业、资本密集程度逐渐提高的固定模式。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水平较低，消费对象限于满足衣食等基本欲望的必需品，一般首先建立粮食加工工业和纺织服装工业。随着收入提高，对纺织服装以外的轻工业品需求逐渐增加，可以生产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之类的产品。在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之后，居民的需求刺激了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制造电视机、电冰箱和汽车的企业就建立起来。


　　随着国民收入进一步增长，国内市场容量进一步扩展，钢铁、化工和精密器械等重工业会发展起来。

　　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与这一模式相符合，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都有不同的主导行业作为经济引擎：20世纪80年代起主导作用的是轻工、纺织等行业，90年代上半期以电视、洗衣机、冰箱等家电行业为主导，2002年下半年以来主导经济增长的则是重工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行业。这些行业的特点是长周期和高杠杆率，吸纳了大量经济资源流入，并通过联系效应，拉动了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化工、建材等中间产品的行业发展，进一步引发对电力、煤炭、石油等上游原材料的需求。

　　除了消费升级和工业内部的产业升级，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还伴随着资源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从内需部门向出口部门的转移，从国有部门向私有部门的转移。这种结构转换为中国经济创造出一个个新的增长点，在近30年时间里，维持了很高的资本报酬率和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增长的过程伴随产业结构的变换，对于处于稳态增长路径的发达国家也是成立的。美国经济在1990年代的增长点是IT和互联网，21世纪前10年是房地产和金融业，2010年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则将新能源作为新的增长点。

　　对于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发展模式的转换，这也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类似东南亚国家，以出口导向型政策促进对外贸易，实行本币低估和出口退税等优惠措施补贴出口部门。这种倾斜性政策提高了出口企业的盈利，但也相对压抑了内需部门的发展，导致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和制造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严重滞后。

　　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应该是对过去10年中过度依赖出口和重工业发展模式的纠偏。这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应该是在内需和服务业方面。

　　中国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这一规模经济可以支持更高水平的劳动分工，这是日本等东亚国家不具备的比较优势。经济学的斯密-杨格定理认为，分工水平依赖于市场容量，反过来市场容量也依赖于分工水平。随着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分工链条的延长，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相互协调带来最终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市场规模与分工水平相互促进带来规模报酬递增，这些足以保证中国经济不依赖外部需求而实现高速增长。

　　在出口导向和低利率政策支持下，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快速发展，制造出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但是服务业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导致供给和需求结构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经济“强生产、弱消费、高储蓄、高顺差、劳动收入占比低”的特征。随着金融、教育、医疗、文化娱乐、铁路、环保这些第三产业的发展，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会得到更大满足，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会进一步提高，真正实现和谐发展。

　　除了开发内需和发展服务业，城市化、放开对民营资本进入某些行业的限制、改善收入分配、缩小地区差距也是拉动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

　　以升值促进经济转型 必经之路和有力推手

　　作为出口导向战略的一部分，1994年中国汇率改革以后形成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为外贸企业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对于出口增长也有重要促进作用。但是和任何制度一样，在一定阶段合适的汇率制度，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会变得过时。随着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外贸增长，汇率升值是不可避免的。

　　出口部门主要由工业部门组成，生产可贸易品；而服务业则主要供应表内需，生产不可贸易品。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表明，贸易部门相比非贸易部门有更快的技术进步，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价格会上升。由于可贸易品遵循一价定律，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可贸易品价格增长会与国外同步，而经济内部的工资水平和非贸易品价格增长会高于国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建筑业和房地产价格。

　　另一方面，人民币低估的情况下，贸易顺差增加，而升值预期又会引起热钱流入，这些由外汇占款渠道导致基础货币被动增发。由此产生的流动性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一起推动国内商品和资产价格膨胀。

　　在货币紧缩滞后的情况下，通胀预期推波助澜，与流动性共同推动工资、商品和资产价格的螺旋式上涨。工资和原材料价格推动生产成本上涨，生产成本推动消费品上涨，物价上涨又倒逼工资上涨。此时经济陷入全面通胀，价格体系变得紊乱，作为信号的功能失效，无法指导资源的流动。


　　为了控制通胀，央行最终不得不提高准备金率和控制贷款，以此回收流动性。由于流动性的释放主要通过出口部门，而流动性的紧缩则同时打击了出口和内需部门，这会对供应内需的经济部门产生挤出效应，使经济资源进一步向出口部门倾斜，经济结构更加扭曲。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又会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这是2005-2008年升值期间，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人民币实行了渐进升值的方式，但是没有达到降低贸易顺差、减缓资产价格膨胀的目的，反而由于升值步伐过慢，外部资金在升值预期之下涌入国内，由外汇占款渠道在银行体系中注入了大量超额流动性，贸易顺差继续增加，外汇储备有增无减。

　　本币快速升值的情况下，资产和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主要的原因仍然在于货币流动性。这种流动性的源头可能来自国内或者国外。在当前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复苏乏力，不得不通过减息刺激增长，由此放出的流动性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高回报。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强劲，流动性必然涌入这些国家，推高其资产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