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碰撞下的富豪继承危机

　　7月13日，香港廉政公署以8项罪名起诉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及新鸿基地产联席主席、董事总经理郭炳江和郭炳联等5名被告。新鸿基地产当晚宣布委任两位新副董事总经理，委任郭家第三代为替代董事。新鸿基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地产公司，事件肇因据信系郭氏三兄弟争夺家族企业控制权。

　　上世纪60年代创业发家的成功商人，今时今日创始人即使未过世，也已准备交班。创始人向富二代过渡容易发生继承危机。香港近年正处于继承危机高发期，每年都爆发数起豪门争产官司，富豪家族人人自危，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郭氏兄弟卷入官员腐败案，本质上还是继承危机，而且是比较恶性的一例。

　　香港继承危机高发，与东西方文化交融有关。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孝道，孝是一套代际传承的伦理和制度安排，事实上代际传承在各种文化类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也就是说，东西方各种传统文化都会有所束缚，但同时也能减少纷争。现代生活方式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往往是以一种传统取代另一种传统。假如多种传统熔于一炉，选择是多了，可是纷争也会多起来，香港就是这种情况。

　　继承安排，概而言之无非四大类：诸子均份、嫡长子继承、兄终弟及和幼子继承。嫡长子继承制流行于欧洲和日本，这种制度安排中，嫡系非长子要么从军替国王打仗，要么入教会当教士或骑士，要么沦为佃农。英国哈里王子参军上前线，就是嫡长子继承制的缩影。嫡系非长子虽然没有继承权，但是还有贵族名分，参军打仗在封建时代是贵族特权，有望以战功获取爵位和封地。最惨是私生子，名和利都没分。《罗马法》规定男人除正妻之外可以娶一妾，但是庶子和私生子一样没有继承权。法国启蒙运动领袖狄德罗曾专门创作了戏剧《私生子》，予以抨击，但是法国大革命后颁布的《拿破仑法典》，仍然规定：“非婚生子绝不得为继承人。”

　　中国是财产诸子均分的典型，明朝法律《大明令》规定：“其分拆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均分。奸生之子，依子数量与半分。如别无子，立应继之人为嗣，与奸生子均分。无应继之人，方许承绍全分。”私生子的继承权为亲生子的一半，与过继的儿子相同。中国宗法制度也受印欧人的嫡长子继承制影响，但是局限于爵位继承。

　　诸子均分的好处是家庭纠纷易于内部解决，不假手外人，但是再富的豪门巨贾也经不起几代诸子均分，所以中国有大姓巨族却鲜有世袭豪门，所谓富不过三代，继承制也是原因。嫡长子继承制优劣正好颠倒，封建时代资产就是土地，土地不会贬值，贵族靠收地租可以一直富贵下去，一旦只有女继承人，还会与夫家兼并出更大的地主。连国家都会兼并，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英国)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诸王室联姻的结果。嫡长子继承制的缺陷是一旦家庭内部出现变故，极易受外来伤害，对公权力依赖较大，欧洲贵族传承往往需由国王做鉴证，国王传承由教廷做鉴证。欧洲有很多战争是由继承危机所引发的。

　　现代主流婚姻家庭制度，综合了欧洲的一夫一妻制与中国的均分继承制。香港特殊的法律环境，给港人保留中华传统的机会，也给港人引用西方习俗的机会。长子守业，次子创业，李嘉诚的安排颇有西式长子继承制色彩。霍英东生前的财产安排则综合了东西方传统。香港豪门几乎一家一种安排，尽管都留有遗嘱，却难免诉讼发生。华懋集团原主席龚如心生前、死后两起遗产官司打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