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须打破制度约束

　　禁锢于“路径依赖”思维而无法自拔，不仅体现在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选择，还植根于我国应对经济困境的方法选择。

　　面对今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的严峻态势，在今年两会明确“稳增长”大方向之后，5月18日至20日，温家宝总理在武汉主持召开河北、辽宁、江苏、湖北、广东、陕西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期间，再度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当然，无论之于我国“增长维稳”的特殊国情，还是之于4月份经济数据的低迷交集，乃至之于创造深度改革的平衡区间，当下我国均有再度强调“稳增长”的必要。

　　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在温家宝总理再度强调“稳增长”之前，一轮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即已然展开。这其中包括三个大的标志性事件：铁道部获得银行意向授信规模超过2万亿元(形式上是去年底敲定);预算高达1万亿元左右的宽带项目已列入日程;一批重大基建投资项目将加速审批。除此之外，还包括两个小的标志性事件：扬州房产救市不被打回反而首获住建部支持;自去年11月以来央行第三次降低存准率。

　　上述诸多迹象表明，本轮经济刺激规模堪比2008年。确实，2008年启动的大规模经济刺激，不仅取得了短期的显著成效，在其时全球经济一片黯然时，我国GDP增速仍持续保持在9%以上，而且因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时的快速反应，一度惹得欧美各国政府羡慕不已，一时间“中国模式”可谓红遍全球。但是，任何拔苗助长式的刺激，均难以持久且易生更大的负面作用，反观上一轮经济刺激的恶果，不仅直接造成2011年下半年一度高达5%以上的通胀水平、地方债务总额(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府)更是高达近20万亿元，而且还间接导致市场配置功能的弱化。

　　之所以无视上一轮经济刺激的苦果，当下仍可能再度启动新一轮经济刺激，除有侥幸心理之外，其根本原因在于，包括国企、地方政府在内的利益群体，出于本位主义对经济刺激的强烈“呼唤”，因为他们深知经济刺激必导致货币开闸以及得到财政支持，他们仍将是最大的受益群体，至于经济刺激本身的宏观成本分析以及系统风险积聚，则不构成他们的核心关注要点。

　　这种扭曲失衡的政策博弈格局，是我国宏观调控屡屡短视的根源，面对当下已然启动的新一轮经济刺激，素有“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之称的吴敬琏，在5月20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办的“2012创新中国高峰论坛”上发出警告，“现在国内正是尝到了2009年放松银根的苦果……宏观调控应该着眼长期性，把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结合起来。”

　　实际上，无论是基于上一轮经济刺激的深刻反思，还是基于当下经济衰落的结构性渊薮，具有相对必要性的“稳增长”国策，均不应再度依赖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而应切实分析我国经济下落的病理，通过打破制度约束彻底释放生产力，从而取得长久的“稳增长”成效，而非短期的“稳增长”之后再度陷入系统风险积聚的负循环之中。

　　打破制度约束必须以抑制行政权力为前提，在行政权力过大且过度自信之下，不仅“投资拉动增长”的路径依赖难以改变，而且极易导致市场化的持续倒退。这不难理解，因为几乎每一轮经济刺激的背后，均会造成行政权力的加速强化。之于当下而言，落实在技术层面应首先着眼于大幅减税，通过降低实体经济的税负，为处于挣扎边缘的实体经济解困，并以此为民营企业的产业升级创造空间;其次，应加速推进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在强化功能监管的基础上，不仅亟须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而且要提高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通过资本存量的盘活提振经济而非持续增量宽松的刺激经济;再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过度向国有企业倾斜的产业政策，不仅应与民营企业真正一碗水端平，而且产业政策还应通过减少行政干预、降低相关税负循序推行，不应依赖高额财政补贴进行过度刺激，因为高额财政补贴不仅极易导致具体分配的不公乃至贪腐(或变相)，而且其本身亦具有“逆市场化”的属性;此外，还应加大民生保障的有效供给，由此不仅可以使“促内需”具备真正的可操作性，而且可以减少民意对深化经济改革的舆论阻力。

　　之于中长期而言，与经济刺激短期速成但遗患无穷相比，打破制度约束才是我国经济“稳增长”的唯一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