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宏观调控取消信贷规模指标，代之以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是一种探索和创新，适合我国融资结构的变化，符合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化方向。”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如是表示。
这已是盛松成一个月内二度发表署名文章，阐释“社会融资规模”对于外界广泛存在的疑惑和不解。其背后，隐约可见央行对2011年货币新政的长远考量。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为货币政策定调，“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广义货币增长目标为16%”。
2011年，历经两年多的适度宽松之后，中国货币政策再次回归稳健;不过，刺激政策留下的充裕流动性，正在考验中央银行的神经，面对气势汹汹的通胀压力和流动性，央行的工具箱中是否备足了弹药?
与货币供应量谋求应变同时酝酿且先于实践的，则是央行流动性新工具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
年初，央行悄然祭出差别准备金率，成效显著。截至2月底，央行已对40多家资本充足率较低、信贷增长过快、顺周期风险隐患增大的地方金融机构实施了差别准备金要求。
事实上，1-2月份商业银行信贷冲动被很好地压制，目前市场预期2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或低于6000亿，1-2月份新增贷款量将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3月7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向记者表示，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还会使用。与此前限定贷款规模的行政指令相比，推出差别准备金率动态机制，“是为了采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来约束商业银行行为。这是央行的一个探索方向。”
争议社会融资总量
推出社会融资规模概念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是一项创举，引发争议亦在情理之中。
中央银行副行长易纲参加两会时也表示，社会融资总量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概念，广义货币和信贷实际上是社会融资的一部分。
此前，盛松成在文章中表述，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总量指标，是更为合适的金融宏观调控中间目标，以此修正此前较长时期通行的以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做为货币政策重点监测、分析指标和调控中间目标。
在盛看来，由于近年来我国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准确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比如，2010年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资金运用合计约1.68万亿元，是2002年8倍。
对此，吴晓灵亦表示，用社会融资规模代替公布贷款增加额度是有可能的，因为银行的贷款规模增长和M2增长不是非常稳定的对应关系，光控制贷款规模，不能很好地控制M2.
“银行之外的资产、信用规模如果过度膨胀，同样会带来危机，也就是影子银行的问题，且社会上的股票、债券、基金、信托投资基金等，尽管不创造信用货币，但会改变货币构成。”吴晓灵分析，央行要有效控制货币总量和结构，除了观察信贷规模，应该更多观察社会货币融资总量。
在3月7日发表的文章中，盛松成进一步阐释，社会融资规模中间目标符合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其中之一，社会融资规模与市场化利率相关性较强，其中的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等已参照Shibor进行市场化定价。“目前人民币贷款实施基准利率及其浮动管理，而其他类型的融资市场化定价程度更高，市场化调控特征更明显。”盛松成表示，“根据我们的实证分析，Shibor与M2、人民币贷款、社会融资规模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7、-0.53和-0.57， Shibor与社会融资规模的相关性较强。”
此外，盛还表示，社会融资规模中间目标体现了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相结合，“对于票据贴现、债券、股票融资等按市场化方式定价的融资，主要使用利率价格型工具进行调控;对于贷款等市场化定价程度相对较低的融资，则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和利率价格型工具进行调控。”
不过，社会融资总量未来在货币政策决策当中将起到多大作用，仍有争议。
吴晓灵认为，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不会被社会融资规模取代。“要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量，一定是央行的货币工具可以对其实现有效影响的，社会融资总量只是取代信贷规模，且只作为一个监测目标，而非调控目标。”
然而，从盛松成的表述看，社会融资规模恰是“更为合适的金融宏观调控中间目标”，央行的用心显然更为长远。
商业银行买账么?
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表示，央行正在探讨社会融资总量管理，方向很正确，因为目前信贷资金与其他直接融资的比例大概是6:4.
“但具体管理起来涉及各部门间的协调，还需要认真研究、审慎推进，目前还不能放弃对M1和M2的控制。”唐双宁分析。
差别准备金上路
酝酿以社会融资规模取代信贷增长目标，且2011年不设立具体的信贷目标，种种做法，将央行推到流动性管理的一线，而央行手中又打出另一张新牌，动态差别准备金。
2010年年底，央行内部会议上，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就曾定调，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要在原差别准备金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其调整基于社会融资总量、银行信贷投放与社会经济主要发展目标的偏离程度及具体金融机构对整个偏离的影响，考虑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和各机构的稳健状况及执行国家信贷政策情况等，以更有针对性地回收过多流动性。
尽管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高达19.5%，但在两会期间，包括苏宁、吴晓灵、易纲在内的多位前任或在任央行官员均公开表示，准备金率还有一定的上调空间。
动态差别准备金亦正在发挥功效，目前，市场预期2月份信贷投放约为5000多亿元，较1月份相比下跌一半。唐双宁坦言，动态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起到了作用。
此前，接近央行的人士向记者表示，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由于其操作性难题，原先方案需进一步修改后正式推出。
吴晓灵对差别准备金率寄望深远，她表示，自2004年开始，央行就开始用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当时叫定向央票，即对贷款投放过猛的银行，强制其以一定利率购买央票，后来发展为差别准备金率，主要依据为银行贷款进度。
“去年推出的新政策，则除了贷款发放多少，还要考虑银行资本充足率、稳健经营的状况。这种变化，都是为了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来约束商业银行行为。这是央行的一个探索方向。”吴晓灵分析，“不是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方法不用了，而是在运用过程中会因为参考因素的多少，而改变计算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