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综述

　　10月29—30日，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合作，共同主办了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10年的中国”为主题的第72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来自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3个省市自治区的官员学者，以及德国、印度、俄罗斯、挪威、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联合国、OECD等国际机构的专家，共400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就各方面关注的“中国模式”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一、理性、动态地看待“中国模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指出，近年来，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引起了全世界的热烈议论。一部分论者认为，中国已经建立起可成为世界楷模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很有希望在今后的20年、30年内成为超过美国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对所谓“中国模式”的肯定回答，而且依靠这样的模式，中国将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但吴敬琏不认同“中国模式”，他认为当前中国存在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是一个带有双重性的体制，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可以成熟起来成为完善的、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也可以退回到统制经济的状态，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指出，讨论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西方一天天暗下来，东方一天天亮起来，“中国模式”可以成立;另一种是中国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经济本身面临诸多的问题，未来10年充满了挑战。他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如果过早地肯定“中国模式”，恰恰是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大隐患。

　　宋晓梧认为，未来10年中国经济主要面临三大挑战：第一，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由于制度不完善，要有效落实相当不容易;第二，合理界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政府主导特别是地方政府主导呈现强化态势;第三，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社会组织也大大发展起来，根据最新统计，到今年第二季度，社会组织数量达44.8万个，但是大多数社会组织行政色彩浓厚，缺乏应有的民间性、自治性、自愿性，本应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现在依然存在着官办的问题，这样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协调的机制就难以建立和维持。

　　在宋晓梧看来，未来10年，只有当中国的政府和市场边界划清了，社会体制健全了，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了，经济结构得到合理调整，社会关系和谐，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到那个时候，才可以认真讨论“中国模式”。

　　二、政府主导不是“中国模式”的优势所在，改革开放才是中国成功的“秘密”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近年来，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把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因于“政府主导”，把“政府主导”作为“中国模式”的要件，甚至等同于“中国模式”。这一判断值得商榷。

　　迟福林认为，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尽管适应了生存型阶段快速扩大经济总量、实现经济起飞的客观需求，但这种模式过于追求做大总量，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总量扩张，由此造成包括贫富差距扩大、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社会风险增大等多方面的问题。当前，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总量扩张型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型增长难以为继，低成本扩张型增长难以为继。

　　迟福林强调，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重视解决眼前的紧迫性问题，忽视深层次的中长期问题;重视解决周期性矛盾，忽视结构性矛盾。由此，习惯于用短期工具处理长期问题，带来短期问题长期化，周期性问题结构化。事实上，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相当一部分短期问题都与中长期问题相联系，周期性矛盾往往源于结构性矛盾。为此，要跳出短期看长期，跳出总量看结构，跳出“中国模式”继续学习先进经验。

　　吴敬琏认为，从历史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政府也是一个强势政府，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比现在还要强，用强势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来解释中国经济最近30年的迅速崛起，无法令人信服。他强调，最近30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因在于市场化改革和与国际市场的对接。一是市场开放和对民间企业活动的对接，使得民间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精神迸发出来。二是大量原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资源由于结构性的改善，所获得的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成为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三是对外开放政策的执行，用进出口的需求弥补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缺陷，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四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迅速缩小了在几百年间积累起来的中国产业技术水平与国外的巨大差距，使得经济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从这些情况看，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30年高速增长的真正“秘密”所在。

　　三、中国的转型与改革远未完成

　　迟福林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许多改革还远未到位。未来5—10年，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比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等，都处在改革破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不适当地强调和宣扬“中国模式”，忽视体制机制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有可能使我们的判断出现严重失误。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指出，1993年中央决定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主题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时文件起草小组讨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五根支柱：第一是市场主体;第二是市场体系，包括市场制度和市场监管;第三是调控体系，就是政府要进行宏观调控;第四是分配制度，包括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第五是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年，我们围绕这五根支柱构建市场经济的大厦，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现在来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以这么说，当前出现的许多问题，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

　　吴敬琏认为，虽然中国在过去30多年改革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改革还有许多大关没有过，所以，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一些重要部门、战略性部门，如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行业里继续处于垄断地位。二是各级政府掌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三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四、改革停滞会加大未来风险

　　迟福林指出，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利益关系深刻复杂，而且已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政治领域蔓延，给改革带来巨大阻力。这些年包括财税体制、垄断行业改革等在内的重大改革久议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破，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复杂利益关系的掣肘。如果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一些基本层面的体制机制长期未能建立与完善，就有可能加大落入“成长陷阱”的风险。为此，需要重点讨论的不是“中国模式”，而是如何加快推进未来5—10年的转型与改革。

　　吴敬琏认为，未来有可能产生两种发展情况，且两种倾向在赛跑。有的时候，进步向前进的倾向在流失，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极为不满的腐败现象广泛存在，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利用双轨制价格差的行为就没有了制度基础。再比如，在世纪之交，短短的两三年中实现了放手，全国的小企业包括小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基本上都放开了，创业精神大发扬，使得我们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反过来，当本世纪初国有大企业改革，触及到一些企业或集团公司的时候就放慢下来，这就会造成经济效率的下降，更不要说后来还出现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的国进民退现象，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后一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就会形成国家资本主义的格局，而且弄得不好就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指出，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现在，不仅是停滞，而且还往后有点倒退，因为改革“走形”了。实际上，现在有很多问题都是由于财政体制派生出来的问题，比如土地财政、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很多问题都跟财税体制有关系。分税制改革实质上是阶段性的目标，但还留了一个“小尾巴”，就是中央主管部门保留的一些专项资金，由于这个“小尾巴”没有改，现在变成一个“大尾巴”，由此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包括基层政府财政困难等。改革只进行了一部分，而没有坚持下去，没有把这个工程做完。如果不继续改革，不把楼盖完了，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继续盖好;另一种是维持现状，但搞不好来台风，楼就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