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妨两年减退税5万亿

　　当中国需要再次动用财政投入稳定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时，就有必要总结和借鉴2008年4万亿投资的经验教训，采用更公正公平的方式，一方面避免来自行政体系的权力干扰，主要让市场自主发挥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尽力避免来自权力体系的截留，让市场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选择功能，进而达到稳定增长、保障就业、调整结构、涵养税源的目的。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无疑掌握了一把好牌：财政实力、货币实力以及政府资源动员调配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关键只在于选择恰当的操作时机。

　　中国新的稳定增长模式可以是这样的：在两年内减税4万亿，每年2万亿(2011年税收增加额即为1.6万多亿，可再发4000亿国债);同时退税1万亿(目前财政盈余即有1.1万亿)，即每年5000亿。

　　面对全球经济持续低迷，9月19日前，全球前四大经济体欧盟、美国、中国和日本，不约而同推出了相应经济刺激计划。上半年，欧洲中央银行(ECB)向希腊提供再贷款支持，并安排了债券购买计划(SMP)，新一轮西班牙纾困计划也在策划之中。9月14日，美联储宣布：(1)0-0.25%的超低利率的维持期限将延长到2015年中，(2)从15日开始推出进一步量化宽松政策(QE3)，每月采购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现有扭转操作(OT)等维持不变。9月19日，日本央行宣布：(1)增加资产购买项目的规模10万亿，从70万亿日元升至80万亿(折合1.02万亿美元)，并延至2013年底;(2)取消购买长期国债和公司债的最低收益率限制(目前为0.1%);(3)维持目标利率区间在0.0%-0.1%不变。中国总理温家宝虽在9月13日天津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将动用1万亿财政盈余稳定经济增长，但与2008年相比，并未见到“出手要快”式的实际动作。全球新一轮经济刺激已不期而至，一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二是多方权衡，刺激利大于弊。与2008年相比，那时是本能反应，现在是比较抉择，尽管它可能引发汇率战争、预期不明、成本难估等一系列弊端。

　　2008年包括本人在内的不少人都曾批评过美联储用格林斯潘的办法解救“格林斯潘泡沫”的逻辑矛盾，以及中国政府仓促出台4万亿救市措施的贸然轻率，但如今问题有两个：一是短期拿不出任何比货币、财政刺激更有效的办法，而实体经济承受不起继续衰退，货币不过是现象，实体经济才是根本;二是即使当初各国刺激计划和中国出台4万亿造成如今诸多问题，但时间不能倒流后悔也毫无意义，除了用做对的事情纠正或弥补做错的事情，还能怎么办?历史经验证明，任何时候当市场流动性不断萎缩时，政府货币或财政部门释放政策流动性来对冲市场流动性萎缩是唯一选择。

　　对于中美欧日目前的刺激政策，国内外各方褒贬不一，而针对中国的1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反对者认为这是2008年运动式4万亿投资计划的羞涩版，赞成者则认为体量太小不能解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社会舆论，加上隐秘敏感的政府过渡期，使得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未必能够落实。

　　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原因：

　　一是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并未准确判定中国经济问题根本症结，或者虽明白症结，却开错了药方，并因此受到各方指责而倍感压力;

　　二是没有把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失业率作为清楚重要的宏观经济观测与调控指标，并对因此引起的可能社会反应感觉钝化，反日游行失控就是表征;

　　三是未能客观冷静地分析中国与欧美日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约束条件与施展空间的差异，故而模糊纠结难以抉择。面对经济衰退，迁延不决贻误决策时机，一旦造成实际后果，不仅补救成本难以估价，更要紧的是：中国社会承担不起那种后果，特别是社会危机已达临界点的时候，社会危机加上经济衰退，非常可能导致大局失控。马丁·沃尔夫针对伯南克EQ3举措评论道：“这一举措毫无风险吗?当然不是。那么这一举措是否明智?是的，因为不采取任何行动将导致严重得多的后果。”中国目前情况显然比美国更严重，美国有覆盖全民的社保体系、客观中立的失业率和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中国这些方面都非常薄弱。本次推出QE3，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明确表示：“如果就业市场前景没有显著改善，公开市场委员会将继续购买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实施额外的资产购买计划，并运用其他合适的政策工具直至在保持物价稳定的情况下使就业市场形势出现明显改观。”

　　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遭遇的是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突然萎缩，美国国会第一次未通过美联储7800亿美元救市方案，而中国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出口贸易急转直下，并未出现金融体系流动性问题，更何况中国资本项目严格管制使得美国金融危机几乎不可能波及中国金融体系，后来实际情况显示，比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更疯狂的，是运动式信贷政策造成此后两年银行体系约18万亿的新增贷款。那时的措施也许失于粗疏，但就决策的明快果断意志坚定而言，在当时美国未通过7800亿救市方案而全球经济风声鹤唳的背景下，就显得十分仗义而抢眼，颇有中流砥柱挽狂澜于既倒的气魄。就目前中国经济情况来看，稳定不断下滑的经济和改善就业状况已是当务之急，投入1万亿财政盈余并不过分，但想要以此拉动投资，对于体量已经超过40万亿的中国经济，不仅作用有限，而且在市场机制和经济结构明显扭曲的体制下，按原有方式下达刺激计划，显然不是恰当选择。

　　事实上，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公和扭曲，根源在于中国特殊的集权治理体制造就了一个严重依赖权力分布来决定资源配置与财富分布的“中国式市场经济”(吴敬琏先生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市场迥然不同于自由市场的财政、信贷政策的传导机制，政府权力效用逐级衰减和变形失真，其财政、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力和资源配置机制也面临同样问题。因此，用大面积的财政投入，不仅会进一步强化既有权力配置资源的截流渠道和寻租能力，而且会进一步加剧和扭曲经济运行的不公正和经济结构的失衡，甚至造成更严重的资源错配与产能过剩，为经济持续增长埋下隐患。这也是2008年4万亿刺激计划如今遭受非议最多的原因。

　　因此，当中国需要再次动用财政投入稳定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时，就有必要总结和借鉴2008年4万亿投资的经验教训，采用更公正公平的方式，一方面避免来自行政体系的权力干扰，主要让市场自主发挥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尽力避免来自权力体系的截留，让市场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选择功能，进而达到稳定增长、保障就业、调整结构、涵养税源的目的。只要大致分析一下中国2011年的税收总额、增长率和结构，再对比分析一下中国和欧美不同的市场机制、财政约束、货币政策等，就不难找到比2008年更有效的稳增长方式。

　　概观财政税收，迄今为止中国累计财政盈余约1.1万亿元;2011年中国税收总额为89720.31亿元，同比增长率为22.6%，增长额为16509.52亿元，其中增长速度最高的前三项分别是土地增值税61.3%、企业所得税30.5%、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29.3%;占税收比例最高的前三项是国内增值税27.05%、企业所得税18.68%和营业税15.25%。主要来源是企业税。

　　再看市场机制、财政约束和货币政策。

　　首先，中国市场影响力最大的是权力机制，即资源配置和财富分布按照权力等次来安排;欧美市场影响力最大的是创新机制，即企业创新及其相应的选择淘汰机制决定了资源和财富的配置和分布。

　　其次，中国政府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法定财政预算约束和货币政策约束，观察中国多年财税预算实际执行情况和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1.8倍多的广义货币(M2)就能明白;而欧美各国却有严格的法定财政约束和货币政策约束机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预算平衡案通过后，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受到严格限制，不得已只能用货币手段，而且通常仅限于利率与公开市场操作，非常时期才会动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式。

　　其三，中国政府还有不少财政盈余，而欧美日各国全都是财政赤字，其实细究起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并未严重超发透支到令人恐惧的程度，货币政策虽然还有运作空间和余地，但相对而言财政政策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不如此安排，中国经济衰退与接踵而来的就业问题以及社会危机等多米诺效应就可能出现。

　　厘清了这些，中国新的稳定增长模式也就基本清楚了：在两年内减税4万亿，每年2万亿(2011年税收增加额即为1.6万多亿，可再发4000亿国债);同时退税1万亿(目前财政盈余即有1.1万亿)，即每年5000亿。退税不妨按企业或个人近3年实际纳税平均额核定到企业或个人，减免税政策只要做好测算就能保证公平执行。至于具体操作方案和可行性论证，社科院、国研中心、财政部的专家应当比我们更专业更到位，只希望他们不要借用“拉弗曲线”做权谋算计，而是做好向公共政府过渡的财政转型安排。

　　周小川行长9月份在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上有一篇精彩演讲，他提到：今年4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季例会中，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提到了当前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三个因素之间的恶性循环：一是缓慢的经济增长;二是许多国家需要进行财政整顿，而财政整顿又被认为可能阻碍增长;三是本应向实体经济注入资金、帮助恢复经济增长的银行业正面临困境，因而缺乏向经济提供信贷扩张的能力。这表明全球经济自2008年以来的衰退困境依然没有根本好转，更糟糕的是2008年以来的拯救逻辑本身暴露出很大缺陷并遭遇了难以协调的矛盾，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同样受到诸多质疑，但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却是不得不做的选择。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无疑掌握了一把好牌：财政实力、货币实力以及政府资源动员调配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关键只在于选择恰当的操作时机。

　　2008年中国刺激政策的目标是保增长，如今不仅要稳增长，更要保就业安人心，就业问题今后将不得不成为政府越来越关注的焦点问题。这或许是中国目前稳定经济增长、缓解社会矛盾、重建政府权威的唯一路径。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目前到2013年上半年，正是实施财政刺激措施最好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