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土地流转利弊考

本报记者 杨仕省 成都、北京（楼盘）报道

周英是成都锦江区三圣乡的一位普通农民，从1987年高中毕业后，她便开始四处打工。1996年，不甘现状的周英将目光投向还处于发展初期的三圣乡花卉业，她从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租下20亩土地后，建成精英花卉试验示范基地，进行非洲菊、百合花、月季等十多种花卉的品种改良、驯化等试验，当年投资、当年收益。如今，周英已是成都某景观工程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拥有了一个100亩的花卉种苗基地及现代造园景观。

在成都锦江区三圣乡，通过土地流转，一大批像周英这样的农民从土地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要成功，关键在农村；农村面貌要根本变化，关键在土地，显然，成都市认识到了这一点。从此，成渝新经济(310358,基金吧)特区农民手中的土地可望不再只是被“政府征用”，而是可以以入股的形式参与到城市化进程中去，或者以转包、租赁、互换等方式实现对土地承包权的自由交易。土地实现真正流动，受益最大的无疑是农民。

从农民到老板

在三圣乡，从农民摇身一变成为老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三圣乡花香农居“曾家花苑”老板任建华告诉本报记者：“去年年收入在10万元，今年可能在15万元左右。”1996年去沿海地区打工时，任建华根本不敢想象自己会过上今天的好日子。

2003年，成都市开始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三圣乡因地制宜，开始打造“花香农居”。很快，当地居住环境变得鸟语花香不说，赚钱方式也变了。村民不仅能把土地流转出去收租金，还能开农家乐当小老板。

在三圣乡，搞农家乐的被称为“花乡农居”一族，搞梅花等种植叫“幸福梅林”、种植蔬菜的叫“江家菜地”、搞荷花种植的叫“荷塘月色”，还有种植菊花的叫“东篱菊园”，这五个主题被称为当地的“五朵金花”。

“三圣乡，是成都在打造城乡统筹发展出来的典范。”三圣乡街道办一位负责人说。

土地入股不失地

在众多城市谋求“新特区”之际，成都从2003年开始备战“统筹城乡”成都部分地区实行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在保证土地总面积不变、耕地性质不变、粮食产量不变的前提下，把土地流动起来。

直到2007年，国务院批准在成渝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那时，试验区的农民像城里人一样领工资，工资来源于他们耕作半辈子的土地。

50岁的老刘是幸福村某农业公司黄瓜园的技术工，上班期间每天有20元工资，加上他每月守夜400元。一月下来，老刘能拿到1000元。“这在没有入股前是难以想象的。”老刘说，年底他还有分红。

老刘所说的入股，是指在2005年的时候，他用家里的4亩责任田入股村里成立的公司。在自愿的前提下，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采取实行“股权 红利 工资”的收入分配方式，给农民年终分红以保障农民收益。这样的做法，在成都市的政府文件中，被称为“土地向规模集中”。

在村里，像老刘一样的村民不计其数。

改变来自2003年。2003年10月，成都市委发出《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那时，“城乡统筹”首次被提出来。据四川（楼盘）省委政策研究室有关负责人介绍，成都市的城乡统筹可以概括为“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老刘所在的村里，土地流转近万亩，各种农业方面的公司七八家，各个规模都不小。

为了方便农民出租或承租土地，成都市为此成立了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当然，盘活土地，让土地流转起来是有前提的。按照现有政策规定，在保证土地总面积不变、耕地性质不变、粮食产量不变的前提下，把土地的处置权、使用权、收益权、经营权等分开，允许土地流转起来。

改革阻力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土地流转了，但是土地的价值并没有被发挥到淋漓尽致。从用途上讲，居民现在手里有两块地。一块承包地，一块宅基地。前者，法律规定，只能用于耕地；后者，也有使用年限。

“目前，土地所有制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瓶颈。”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肖百治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目前，农村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但是，这些土地上的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也没有处置权，农民只能种粮食。

在城乡统筹上面，成渝与上海（楼盘）浦东和天津（楼盘）滨海新区不同，“钱”与“政策”不再直接惠及成渝试验区。国家此前明确鼓励试验区在一些重点领域大胆创新，先行先试。

与成都一样，近邻重庆（楼盘）也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

而今，阻碍城乡均衡发展的“二元结构”桎梏，正在被逐步打破，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改变了“身份”融入了城镇。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但对地方官员来说，改革的后果是“土地财政收入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