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血”的农村金融

　　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农民刘春明一想起去年秋天的事就有些后怕：满院子跑的油鸡没有粮食吃，节水工程也没有钱修，资金链断裂的噩梦天天折磨着他。

　　50岁出头的刘春明是渤海群兴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他肩上担负着115户村民的致富梦。从2007年成立以来，这个合作社一直都是靠村民的自有资金维持，迄今已经投入了300多万元。

　　村民们再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投资了，刘春民不得不求助于金融机构。两年来，他无数次向北京农商行申请贷款，却都无功而返，一分钱也没有贷到。

　　刘春明的境况是全国45万户农村专业合作社的缩影。他心里非常纳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都提出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但为什么农民贷款还是这么难?

　　尽管中央一号文件从最初的“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到“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投入”，再到今年明确提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政策的力度逐年提升，农村金融一直都被政策持续关注，但事实并非如此。

　　另据调查，在央行两个“不低于”的指导之下，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数量也大幅提升，但实际中农民获取的金融支持仍然是杯水车薪。

　　乡村贷款瓶颈

　　作为立体种养殖技术的先进分子，刘春明在业内广为所知，这从常常有千里之外的合作社来向他取经就能看出，但银行要求提供合法抵押物，刘春明却没有商品房房产证，生态园和汽车以及合同等则不被银行接纳。实在缺钱的时候，他曾借过一次高利贷。

　　“杏子熟了，再不摘就掉地里烂了，需要租冷藏车往市里运，不得已只能找高利贷借。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害怕，超过一天就是30%的利息，真是不敢再那样做了。”刘春明说。

　　去年秋天刘春明遭遇了一次危机，那时小鸡还没有孵蛋，合作社既要做市场，还要为来年灌溉修节水工程，所有向村民募集的资金都用完了，鸡马上就要断粮。刘春明急得团团转，最后他向邮政储蓄申请贷款，邮政储蓄的要求是必须公务员做担保。

　　“我是农民，除了镇领导之外我也不认识公务员。”刘春明说，形势所迫，他只能硬着头皮去找书记和镇长，在怀柔区渤海镇党委书记张福利和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钟福全担保之下，邮储贷给他18万，解了燃眉之急。

　　田仙峪村的白宝海与刘春明有着同样的遭遇。

　　白宝海靠养殖虹鳟鱼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能人，中央电视台曾经给他拍过专题片，在今年春节期间还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公司的资产规模也已经达到了上千万。即使如此，他仍然因为不符合规定贷不到款，公司发展的资金几乎全部都是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

　　“就我们效益这么好的企业都贷不着款，别人的话就可想而知了。”白宝海说。

　　刘春明和白宝海们的大额信贷需求在如今的金融体系之下难以得到满足，抵押是所遇到的最大难题。按照我国《物权法》《担保法》等法规规定，农民住房、宅基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不能作为有效抵押物，农民又很难找到符合银行要求的担保单位。

　　渤海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钟福全这几年一直在尝试搞板栗收购贷款，每年4月钟福全会召集板栗收购商，农信社领导坐在一起碰碰头，谈谈贷款需求的情况。去年向农商行申请了3000万，最后批了2000万。农商行要求有担保公司进行担保，渤海镇从财政资金中支出1%共20万的担保费。

　　钟福全对这笔钱非常心疼，渤海镇每年的可支配财力也不过几百万，若是每年都拿出几十万来为农户贷款做担保，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方案。

　　瓶颈之源

　　针对上述问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力群表示，全国范围来看，北京农村的信贷状况算是非常好的，中西部的很多省市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几乎完全依赖民间借贷。

　　根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仍有2312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的存在，而这些没有金融机构存在的乡镇，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表示，现在成立了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等新兴农村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也要求大型金融机构下乡，因此涉农机构在不少县级和县级以上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但乡镇以下则谁也不愿意去，包括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商行和农信社在基层的服务和网店也是不足的，服务质量更是无法与城市同日而语。

　　“这说明商业化倾向之后，利润成为银行最重要的考核目标。”杜晓山说，“服务三农”和“商业运作”一般易成为一对难以统一的矛盾。若是完全基于市场机制，难以形成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

　　这也成为农信社改制最被诟病的原因——改制后农信社“脱农”的冲动越来越大，虽然实力增强之后涉农贷款总量增加，但所占比例却在下降，本应该服务于农业的农信社也开始把重点转向城市，向高收益行业转移。

　　银监会去年8月宣布，从2011年起，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将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全面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不再组建新的农村合作银行，现有农村合作银行要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

　　截至2011年末，全国已有402家由农村信用社改制组建的农村银行机构，其中农村商业银行212家、农村合作银行190家。

　　基层农信社系统对银监会“一刀切”也表示了不同看法。

　　浙江一位县级农信社的负责人称，“一刀切”的改制将严重弱化农村金融服务，他认为中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不缺大型商业银行，缺少的是为农民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农信社纯农业贷款占到了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95%以上，其贷款利率也低于邮储、村镇银行等新兴机构。农信社若全部改制为商业银行，将没有机构承担合作金融的角色。

　　曹力群认为，农信社改制之后实力增强确实加大了对农村信贷的投入，但同时它的风险控制也增强了。北京市金融基础雄厚但仍然存在刘春明们贷款难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信社改制为一级法人的农商行，对于风险控制和信贷总量更加严格。“改制后权力上收得太厉害，即使基层人员想贷款，也没有钱贷。”

　　据渤海镇副镇长钟福全介绍，去年渤海镇的存款余额为3亿元人民币，所获贷款总计4600万，农商行是镇上唯一的金融机构。

　　涉农贷款的结构“秘密”

　　根据银监会最新统计，到2011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为14.6万亿元，较上年初增长2.7万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24.9%，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8.8个百分点。

　　对于此，曹力群认为，出现涉农贷款大幅增加而农村资金困难并存的情况，表明金融供给的总量和结构都出了问题。

　　央行公布的《2011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三农”贷款随各项贷款增速回落而有所减缓。农户贷款余额3.10万亿元，同比增长19.1%，比上年末下降10.1个百分点;全年累计增加5017亿元，同比少增867亿元。农业贷款余额2.44万亿元，同比增长11.2%，比上年末低9.8个百分点;全年累计增加2452亿元，同比少增1640亿元。

　　根据《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涉农贷款分为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以及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涉农贷款三大类。

　　一直以来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惠及农民的就是农户小额贷款，这种贷款属于信用贷款，不需要抵押，方便快捷。但缺点是数额太小，很难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根据农业部对2万多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统计，2010年，农户借贷首要的资金来源为私人借款即民间借贷，占到52.91%，比2003年的65.97%下降了13.06个百分点;银行贷款(主要是农行)占到20.31%，比2003年增加了6.45个百分点，信用社贷款占到25.59%，比2003年增加了6.69个百分点。

　　这表明，近年来农行和信用社对于农村的信贷投入都有所增强，农户向金融机构借贷的意愿也在增强，但所占比重不大，民间借贷仍然是农民借贷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曹力群表示，农民当前资金需求缺口比较大的养殖业和设施农业，常常是以十万计的，有的甚至高达几百万。传统的民间借贷根本无法满足这种需求。

　　“农户对金融的需求已经产生，而金融机构的供给方式却还没有发生变化，需求和供给的缺口越来越大，农村金融失血的情况并没有随着农信社改制、农行上市以及新兴农村金融机构的兴起而有根本改善。”曹力群说。

　　而为了加强农村金融的力度，监管部门向金融机构提出了“硬要求”——确保涉农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同时财政部还对达标机构给予财政补贴。

　　然而，金融机构在涉农贷款的投向上却有明显的偏好，这也是银行业界公开的秘密。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均表示，银行的涉农贷款大多都投向了企业和城市近郊城镇化，房地产领域。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虽然监管部门对于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所投向的企业有些限定，比如说要在农村，或是城市企业涉农业务等等，但珠三角、长三角很多在农村的企业规模非常大，金融机构的涉农资金很大一部分都滚动在这些大企业里，真正属于为农村造血的小微企业和农户所占贷款份额相当有限。

　　乡村金融易结难解

　　了解到，农村金融存在“惜贷”、“惧贷”情况，也有涉农机构对收回大额贷款风险的担忧成分。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认为，2012年推出的新监管协议将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挑战，新监管协议的核心是防范风险，中国的监管标准在某些方面讲更加严格。考虑到农村金融内在的风险性难以弱化，因此将导致金融机构在发展农村业务时更加谨慎。

　　这也意味着，农村农民融资难的问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是难解之结，而它的未来出路，也困难重重。

　　曹力群认为，用抵押来解决农民的贷款问题并不太现实，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还是发展信用贷款。针对一些效益好，有偿还能力的农业合作社或是种养殖大户长期跟踪建立信用记录，如果符合标准，可以授予他们信用户，给予他们相应的贷款额度。

　　然而，为大额信贷的农户建立信用贷款制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合作社经营的农产品具有自然风险和价格风险，种养殖业天生就很难获得银行的青睐。

　　同时，农村专业合作社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市场准入条件过于宽松导致它们运行不规范，经营规模小资金积累匮乏。经营模式和经营体制难以被银行承认，大部分合作社仍有分散经营、独立核算的单个农户组成，实有资产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认可。

　　杜晓山表示，学界有人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界定为三个要求：一是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二是帮助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包括产业化、城镇化等，三是为小微企业和农户提供金融支持。

　　“从近年来改革推进的情况来看，金融机构在第三个目标上力度偏弱。”杜晓山说。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学院教授蔡继明表示，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农地不能进行市场流转，银行担心一旦贷款还不上，手中即使有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也不能买卖。因此，应该尽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