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重启闻声

　　沉寂三年后，第三轮银行业资产证券化有望重启。

　　《财经国家周刊》近日从监管部门获悉，有关部门已就重启资产证券化的相关问题征求意见，新的试点工作悄然展开。

　　一位商业银行高管告诉本刊记者，此前央行在银行业开展了小范围内的座谈，探讨资产证券化重启的内容以及银行范围。

　　近期，受银行改善自身资本充足状况和增加流动性压力，业界对资产证券化扩容重启的呼声再起。兴业银行(601166)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中国银行业资产负债期限错配，从长期看面临流动性风险，资产证券化是利率市场化趋势下商业银行发展的内在需要。

　　央行副行长刘士余不久前则公开表示，在资本充足率及相关监管之下，未来几年商业银行需补充资本。为减轻其对股市的压力应发展资产证券化，把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由表内提到表外。

　　二次试点探路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项金融创新源起于美国，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预期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重新组合转变为可在资本市场上转让和流动的证券，进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的融资活动。而信贷资产证券化是资产证券化的开始和主体，最初为了解决“短存长贷”的矛盾而创造。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引入资产证券化的理念，并根据现实情况逐步研究其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2005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银行业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建行与国开行成为首批试点机构，试点额度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2005年也被称为我国银行业资产证券化元年。

　　此次试点中，基本确立了以信贷资产为融资基础、由信托公司组建信托型SPV(特殊目的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并进行流通的证券化框架。

　　2005年12月，建设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分别发行了建元一期(MBS)和开元一期(ABS)资产支持证券，实际发行额分别为30亿元和41.7亿元。

　　试点初期有关制度一片空白，监管层在这一阶段相继推出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若干政策，逐渐建立起了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制度。

　　中国农业银行董事沈炳熙曾在其资产证券化专著中对第一阶段试点给出了形象的评价：这一阶段的试点，是在一片平地上建设了一幢房子，尽管这房子还不算高、不算太漂亮，但它毕竟是一座全新的房子。

　　到2007年4月，国务院批准资产证券化扩大试点，即第二论试点启动。此次试点机构数量增加到6~8家，其中包括浦发银行(600000)、浙商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以及上海通用汽车金融公司等银行和机构。

　　在这批试点中，浙商银行成功发行了额度为6.96亿元的“浙元一期”小企业信贷证券化产品，基础资产池全部由该行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构成，并以房地产为抵押物;浦发银行则首家采用主承销制发行了额度为43.8亿元的资产支持证券;另外，颇引人关注的是，建行发行了首只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金额为27.65亿元。

　　在第二次试点中，资产证券化也第一次遭遇了发行失败。2007年6月国开行第三单ABS发行，由于对市场情况估计不足以及缺少发行经验，A档产品未能达到招标数量而遭遇失败。

　　按原计划，在第二批试点结束后，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成为一项常态的金融业务在相关金融机构中全面展开。

　　但在第二次试点临近结束之时，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不期而至，被认为“罪魁祸首”的资产证券化在中国也暂停了试点的步伐。

　　重启楼梯响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滕泰认为，前面两次试点额度比较小，试点范围也比较窄，可以说中国的资产证券化还处于初级阶段。

　　尽管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受金融危机影响裹足不前，但业内对资产证券化的呼声时而出现，时隔三年这种呼声愈发强烈。

　　不久前，央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吴显亭对外表示，国务院已批准信贷资产证券化继续扩大试点，央行正会同相关部门积极研究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实施方案。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此轮资产证券化试点重启的最直接因素有两个：一是经过前两轮信贷高速增长，银行资产与负债期限严重不匹配，存在潜在风险;二是银行面临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的压力，需要扩大融资渠道。

　　根据2011年银行三季报数据，16家上市银行中，中国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600016的存贷比均已越过75%的监管红线，分别为78.39%、75.65%以及75.54%。此外，中信银行(601998)、招商银行(600036)的存贷比距监管红线也一步之遥，总体存贷比压力较大。

　　未来将实施的银监会资本监管新规同样给银行带来不小压力。2011年5月，银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新标准要求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11.5%、10%，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分别不低于10.5%、8.5%，日均存贷比不得高于75%。

　　在流动性与监管压力下，银行融资冲动明显。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上市银行已完成和待完成的融资规模已达到4690.59亿元。同时，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迎来高潮，2011年以来全国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达到3300亿元。

　　按照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银行若要改善资本充足状况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增加资本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如发行股票、可转换债券等;二是通过降低风险资产的规模，如出售一部分贷款，或将高风险权重的资产转换成低风险权重的资产，而资产证券化属于后者。

　　在此背景下，第三轮资产证券化已初闻“楼梯响”，试点工作正缓缓重启。有消息称，此次试点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并确定此次试点的品种将以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主。

　　某商业银行高管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央行和银监会正在讨论此事，并已与有关银行进行了座谈，内容包括尝试水利贷款、消费贷款的证券化可能，机构上可能会扩大到城商行，或者未参加试点的国有银行，但具体试点份额和时间未定。”

　　严控风险

　　尽管业内对于重启资产证券化的声音日益高涨，但国内对资产证券化的认知仍存很大分歧，试点银行在试点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和矛盾让其难以轻言成功。

　　一位曾参与过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股份制银行高管向记者坦言，虽然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其积极意义，但在试点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很多。

　　据这位高管回忆，当时该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遭遇到了抵押权变更困难、运作成本较高、证券化产品缺乏流动性等问题。特别是抵押权变更问题，“我们基本是靠人海战术完成的，成本巨大，做完之后，所有分行都说，再也不干这个事情了。”

　　除此之外，投资者也是一个难题。“市场投资者对这个产品根本就不了解，甚至有些交易伙伴把ABS都叫成了ABC，我们必须挨个解释，给有兴趣的人讲解，本来是个公开产品，最后变成了一个‘私募产品’，最终购买的基本都是银行。”这位高管坦言。

　　数据显示，在两轮试点中，商业银行占投资比重高达85.49%，而证券基金、证券公司、信用社和其他机构分别占比为2.5%、0.38%、9.78%和1.85%。显而易见，“银行俱乐部”现象不利于银行信用风险的分散，也难以达到降低商业银行资本压力的目标。即使有企业购买，多半也缺乏对资产证券化产品技术和风险的识别，最后还是基于对试点银行的信任。

　　另外一个现象是，“国内的银行，只希望把不良资产拿出去，这反映出一种道德风险。”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指出。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指出，有些资产本身生息比较好，银行不一定有证券化的积极性。有问题的资产，比如说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比较大的贷款，有证券化需求，但市场投资者不一定买账。

　　有专家认为，可以通过设定杠杆率的方式对银行形成一定的内在约束，并使银行适当留存资产支持证券，从而解决道德风险。

　　“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控制风险是第一位的，要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试点阶段尽可能把问题设想全面一些，多积累一些经验教训，为以后的资产证券化提供有益借鉴。”中国人民大学财经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指出。

　　同时他强调，应该考虑资产证券化在中国如何发展才合适，金融业的发展最终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服务，这是最根本、最核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