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姐”事件警示资源城市转型困局

陕西神木“房姐”事件仍在持续发酵当中。据报道，当地警方已于1月27日对龚爱爱以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立案，2月4日，龚爱爱被神木警方刑事拘留。相信随着当事人的到案，围绕“房姐”事件的谜团将最终解开。但如果跳出龚爱爱个人本身，我们却遗憾地发现，在中国一些特殊地区的畸形财富暴发及其滥用问题，并无法随之解决。

“房姐”龚爱爱的出现，让外界窥到了陕西神木惊人的造富能力。新华社的报道称，据《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统计显示，神木县资产过亿元富豪达2000人之多。近些年的煤价暴涨，让这个拥有丰厚的优质煤储备的县瞬间变得喧嚣繁华，但是，自然界的慷慨赠与并未让当地民众利益均沾，而是更多地流向了一小部分利益群体囊中。

虽然龚爱爱发家的“第一桶金”目前尚无确切消息，但却无疑与当地的煤矿关系密切。神木县从2004年开始对煤矿进行关停重组，合并成大型企业进行运作，但仍是由私人进行承包开发。据媒体报道，当地许多行政官员及亲属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煤矿股东之列。可以猜测的是，在将煤矿这种公共资源的开采权划归到私人名下的过程中，规则的制定者、融资流向的决策人以及先期入围的煤老板之间已形成了利益小群体，煤炭价格飙涨所创造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率先流入到类似的关系网络之中。

当一个长期贫困的边塞小镇因资源丰富而突然暴富之时，巨额社会财富的配置以及流向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手握巨资不知如何支配的神木暴富者，最终纷纷选择地下融资与房地产作为落脚点。龚爱爱的资本增值路径并未脱离这一窠臼，她一方面利用积累的人脉关系将大额资金用于私人放贷，从中赚取高额利差收入；另一方面则大手笔在西安、珠海、北京等地投资高档房产，坐享房价升值厚利。殊不知，短视的民间高利借贷与楼市投资并非一本万利。前者潜藏的风险不言而喻，食利者的获利源头来自于实体产业，如果企业经营收益无法消化高利贷成本，那么预期中的高利息回报必然沦为“无本之木”；而楼市的大规模开发也需要现实消费承接，否则就可能是在泡沫的泛滥中玩火自焚。

事实也表明，龚爱爱等神木富豪们大多为贪婪付出了代价。随着2012年煤炭价格下探、煤老板资金周转受挫，楼市因调控而陷入低迷，“房姐”的资产也遭受缩水之痛。而更令其惶恐的是，当地“利滚利”的民间借贷崩盘风险蔓延，龚爱爱已难以从债务泥沼中脱身。

需要提及的是，“房姐”由迅速发家到身处困境的人生轨迹在神木乃至鄂尔多斯等资源型城市较为典型。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居安思危”是一堂必修课，一旦资源采掘枯竭，城市怎么办？居民怎么办？经济怎么办？这些问题必须在财富暴增的同时思考并开始解决，否则当下的繁荣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变成破灭的幻影。历史上的经验并不算少，甘肃玉门曾经是中国第一口油井的诞生地，铁人王进喜的故乡。50多年前，随着油田资源的发现，玉门当地设立城市，中国第一个石油基地随之拔地而起，鼎盛时期人口达到13万。半个多世纪过去，石油资源枯竭，市政府和油田基地相继搬离，9万居民弃城外迁，城中弃楼遍地、设施老化，几成空城。